古代疫情蔓延時 強制隔離抗疫長時間作為

古代抗疫，受科學技術、社會生產力等制約，抗疫救災成效有限，但上下也積極抗疫。

瘟疫伴隨著人類歷史記載著。當中在中國，從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便有「疾疫」、「疾年」等文字記錄。兩漢是古代對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，東漢暴發的「毒言」，是漢代熱帶地區流行一種皮膚性傳染病，通過唾液傳播。當時哲學家王充在《論衡·言毒》中對該瘟疫有記載：「太陽之地，人民急促，促急之人，口舌為毒。」

《論衡·言毒》局部 (網上圖片)

同代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還有關於防治「毒言」的立法，清晰記錄有對「毒言」者，知情者應主動斷絕與其接觸，不與患者一起飲食，或者不用同一器皿，是現存中國最早關於防治瘟疫法律行文及預防常識。

面對瘟疫，東漢醫聖張仲景，在其所著《金匱要略》中的〈禽獸魚虫禁忌並治第二十四〉亦有所記：「肉中有如朱點者，不可食之。六畜自死，皆疫死，則有毒，不可食之……」這裡說到如何辯別感染到瘟病的畜物，避免食用增加染病風險。

張仲景畫像 (網上圖片)

除了民間抗疫，政府一直也針對任何疫情尋求各種抗疫方法。班固《漢書》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夏，「郡國大旱，蝗」，需知道蝗災可引發其他例如瘟疫等次生災害，據指當時疫情嚴重，患者多，於是平帝下詔：「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為置醫藥。」當時西漢政府已懂騰出一些住宅作為隔離區，集中治療病人，切斷瘟疫傳染源，防止疫情擴散。古代治療手段落後，這確是一種強而有效的措施。瘟疫隔離事實上早在秦朝已被納入法制軌道，漢代繼承充分發揮這一抗疫功能。

在漢代，當瘟疫流行時，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也採用醫藥治療抵抗疫情。比如東漢馬援出征交趾，軍中出現瘴疫，軍醫發現薏苡仁能一定程度預防瘴氣，令將士食用。漢代政府在疫情出現時，還派太醫到地方為民眾診病，將醫藥分給疫病的百姓。如東漢靈帝建寧四年（公元171年）三月大疫，命中謁者巡行致醫藥；光武帝建武十四年（公元38年）大疫，太守鍾離意親自接濟醫藥：「所部多蒙全濟。」古人還充分發揮水井這當時重要飲用水源的作用，給井加欄、上蓋，必要時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飲用，用於治療及預防瘟疫傳播。

光武帝劉秀畫像 (網上圖片)

古代每當發生嚴重瘟疫時，都會導致大量人口死亡，古人了解到，如果不及時安葬，就會加劇疫病傳播。《漢書》記載，針對平帝元始二年的疫情，政府會出錢給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：「賜死者一家六屍以上葬錢五千，四屍以上三千，二屍以上二千。」及時安葬死者，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，也能安慰活著的人，幫助其擺脫困境，也能彰顯皇帝恩德。隨著古人不斷積累抗疫經驗，古人對瘟疫的預防也日漸科學。在東晉時代，陰陽家、醫學家葛洪在《肘後備急方·治瘴氣疫》載：「一家合藥，則一里無病，凡所以得霍亂者，多起飲食。」這樣很直接的告訴大家，面對疫情時要重視生活環境和飲食衛生。從古流傳下來的臘月大掃除，端午飲雄黃酒、掛艾葉等習俗，主要就是為了殺菌抑菌。

面對疫情，要重視生活環境和飲食衛生。圖為文徵明《東園圖》局部 (網上圖片)

到了唐、明朝時期，抗疫都有一些要點記載。如唐文宗李昂遇疫情時，實施集體掩埋，減少公共擴散，預防傳染病再度暴發：「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兇具隨事瘞藏」。明代嘉靖年間，更創制「濟疫小飲子」，給民間賜藥的同時，還有「頒方」等手段。用醫治疫做得最好的宋代，還有著名的中醫典籍《聖惠方》、《集驗方》等，其上面所載有方子，有一些至今還被現代中醫使用。

縱觀古代的抗疫，受科學技術、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國家財力等因素制約，抗疫救災的成效有限。疫情在古代還滋生出許多求神彌災等祈禱儀式，舊有巫祝信仰發展等。面對瘟疫，不管古代還是現代，人類為控制、降低、減少瘟疫流行都相當積極。

BASTIL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