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金汤匙]当韩国人对阶级问题上瘾

韩国人拍起阶级矛盾，就像台湾人拍起同性电影那样，都是上瘾的举动。韩国社会阶级问题之严重，举世共睹。拍这类影视作品，不仅能在国际为民族增光（看，我们向全世界揭露本国问题），还能收割一批国内的粉丝（啊，真的讲出我们的心声）。这是为何近几年，讲述韩国阶级矛盾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的原因。从拿到电影业最高奖金棕榈的《寄生虫》，到最近大为火爆的《小小姐姐》，都在拿阶级问题做文章。不是说这类作品不好，而是实在过于众多，让人不禁怀疑创作者的真诚性。

相似的情形，同样发生在台湾电影业。这两年讲述同性感情的电影不断问世，不必探问其质量如何，仅从数目上看，都是奇特的。原因当然很容易找到，在台湾电影产业萎靡不振的情况下，如何凸显台湾电影的特色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。他们有其他汉文化圈所不具备的优势：即通过了同性婚姻法。何不在此之上做文章呢？尤其是在对岸无比严苛的审查制度上，台湾电影专注于拍摄同性电影既凸显了岛内政治制度的优势，也在国际上为华语电影的丰富性作出了贡献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影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很好的宣传窗口，比其他艺术有着更加强劲的传播力度。一部作品一旦推出资源或上自媒体，世界各地的影迷都可以通过网络极为便捷地看到（字幕翻译并不费事）。在此情形下，倾力打造本国影视特色是不少国家都在实行的政策，譬如韩国。相较于中国严苛的审查，这自然是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就像这些刻画阶级矛盾的韩国影视暴露出来的，为表达而表达，让人很难感受到真诚。

现实情形是不同阶级，尤其是极富阶级和极穷阶级，很少发生碰撞，他们活在不同的世界。因此，影视作品要表现阶级矛盾，必须让这两个阶级发生交流。奉俊昊在《寄生虫》里便找到了极妙的沟通方式：穷人通过提供服务寄生进富人家庭。而在《小小姐姐》里，则是通过工作和亲戚关系，让穷人与富人发生联系。相较于《金汤勺》用奇幻的方式在贫富间进行一次“变形计”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合理之处。《金汤勺》已经不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揭露，而是玩弄。这进一步反映出此类影视作品的虚假。就好像说，既然该题材有受众，那就任性一把变着法子来吧，反正观众都是傻子。

转自：豆瓣/把噗